2020年对于全球人民而言，无疑是挑战的一年，对于疫情的恐惧、对于停摆的无奈、对于收入减少的担忧，负面的情绪不断地袭扰人心。而这之中，也有不少人站了出来，专注于教育、医疗、公共卫生领域慈善的比尔·盖茨无疑就是其中之一。

疫情在中国爆发伊始，盖茨基金会就立刻投入资金到相关领域，随后更是不停追加，全情投入到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树立起积极正面的领袖作用。

但渐渐地，网络舆论对于盖茨的负面评价，日渐增多，社交网络更是一度发起Say No to Bill Gates的活动，人们翻出2015年比尔·盖茨在TED关于疫情爆发的演讲来，认为疫情就是盖茨创造，更不乏他妄图通过疫苗给所有人都安装上芯片的理论。

令人惊讶的是，这并不是个别人的阴谋论，活动浩浩荡荡，支持者大多成长于互联网时代，很容易能获得疫情的客观消息。有人将这个现象归结于美国社会的两极分化、民智愚化，或是大选年背后掺杂着的政治势力影响等等。

但其实，这类现象自古就屡见不鲜，在不同年代、地域、文化中都会发生。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在其著作《影响力》中，就对此有深入阐述：

美国不少小镇的天气预报员，因为坏天气，或多或少都遭受过本地居民的恶语相向，甚至人身攻击；古波斯帝国信使传递军事信息更悲惨，如果是捷报，好酒好肉招待，如果失利了，会被立刻处死。

变幻莫测的天气，军事战役的胜利与否，都不是预报员或信使臣能决定的，他们仅是传递信息的，但人们依旧把坏消息归结于他们。西奥迪尼称之为“负面关联”。

回看抵制比尔·盖茨的活动，正因为比尔盖茨积极地发声，投身于抗击疫情第一线，某种程度上使得其与负面的疫情关联到了一起，部分民众因为疫情所导致的负面情绪，立刻找到一个宣泄口，喷涌而出。

对于《影响力》而言，以上只是其精彩论述的冰山一隅，西奥迪尼教授致力于说服与顺从行为的研究，他认为生物在进化的过程中，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和信息，会演化出一套固定化的行为模式，看到单一信息，就会触发某项行为。

就像有一份事先录制好的磁带，内置于我们的大脑深处，面对类似的情况，我们只要按下播放键即可。

查理·芒格在阅读完《影响力》后说：“我立刻给我的每个孩子寄了一本西奥迪尼的著作。我还送给西奥迪尼一股伯克希尔的A级股票，感谢他为我和公众作出的贡献。”

以下是我阅读此书后觉得精彩的部分，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也拿来分享探讨。 

1964年3月，纽约皇后区，一位20多岁的女性凯瑟琳·吉诺维斯遇害，而她的遇害并不是无声无息，一下子就死掉的。

她遭受的攻击持续了很长时间，弄出了很大的声响，而这一切就发生在大街上。袭击者追上她，攻击了她三次，她大喊救命，过了整整35分钟，袭击者的刀子才终于夺走了她的性命。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37名邻居从公寓的窗户里眼睁睁地看着，其中有两次，他们的声音和突然亮起的灯光甚至都中断了凶手的攻击，把他吓跑了。

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愿意动动手指、打电话报警，直到吉诺维斯死后，才有一个人报了警。

而两位美国心理学家比布·拉坦纳和约翰·达利对这件事产生了职业上的兴趣。他们提出了一种与主流论调相反，看起来最让人难以置信的解释：目击者都没报警，恰恰是因为当时有很多（37个）人在场。

暨现场有大量旁观者在场时，旁观者对紧急情况伸出援手的可能性最低。

因为，周围有其他可以帮忙的人，单个人要承担的责任就减少了。而更为重要的是，人是社会动物，会主动寻找“社会认同”，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这是无意识、条件发射般的大脑行为机制。

尤其在面对不确定情况，我们就会自然地根据周围其他人的行动来判断，判断这件事到底是否紧急。

但人们也很容易忘记，周围的人也同样在寻找社会证据。人们喜欢显出镇定自若的样子，暗中看着别人，不动声色地寻找证据。但是在在每个人眼中，其他人也都是从容不迫。

于是，每个人都得出判断：既然没人在乎，那就应该没什么问题。

这种在面对不确定时，寻找社会的认同达到了共振，进而导致没有人伸出援手，被称为“多元无知效应”。

两位教授后续做了一系列的实验，都明确地支持着上述结论，单个旁观者比一群旁观者更有可能帮助受害者。

吉诺维斯案件，也只是当时美国众多“城市冷漠”事件中的一起典型，多元无知效应更容易发生于城市，因为混乱，嘈杂、人口稠密、相识度低等典型的城市特征，都是符合研究所得出的降低旁观者出手相救的重要因素。

考虑到20世纪50、60年代，二战后的美国正处于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也就不难理解了。

同样，2000年后的中国，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类似的社会事件也不断出现，如2011年，佛山的2岁女童小悦悦被车子撞倒碾压后，18名路人路过却无人出手相助。媒体舆论也不断地高呼社会的冷漠、道德的沦丧、人性的劣根。

但有时，旁观者没能帮忙，不是因为他们无情，和国家、民族、人种、文化背景都没有什么关系，只是因为他们不确定。

当然，对于道德的追求，是我们始终不渝所要倡导并追寻的。但如果遇到类似的“社会冷漠”情况，西奥迪尼也给出了他的答案：

减少不确定性，让周围人注意到你的情况，并让他意识到责任。

他自己曾发生一场严重的车祸，起初，路过的司机虽然都目瞪口呆，但都没有停下帮忙，就想到了多元无知效应的理论。于是，果断径直指向一辆汽车，寻求司机帮助。这位司机站出来帮忙后，社会认同理论也反向发挥起作用：越来越多的司机停车来帮忙了。 

02 好人为什么会作恶

1963年，耶鲁大学教授米尔格拉姆教授招募人员进行“记忆研究”。

实验由三个人组成，研究员是工作人员，2位志愿者一个人扮演“老师”，一个人扮演“学生”，由抽签决定。“学生”会绑在电椅上，进行记忆方面的测试，如果记忆内容发生错误，“老师”按下电钮进行惩罚，每答错一次，增加15伏。

随着电击强度的提升，“学生”都会强烈哀求实验停止，叫声越来越凄惨，恐怖。

但是，66%的“老师”没有理会“学生”的痛苦，而是把整整30档强度的电闸全部按了个遍（450伏），直到研究员结束实验为止。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纳闷，450伏的电压，早已超过人能承受的范围内了（我们插座的电压是220伏），会致人死亡。

但其实，上述只是实验的表象，实验本质只有一名受试者——老师。学生也是研究人员假扮的，没有实质的电击发生，惨叫声是演出来的，实验真正的目的是想弄明白：

为什么纳粹统治期间，德国公民竟然会参与到上百万无辜者的集中营大屠杀去。

这里值得说明的是，在实验之前，米尔格拉姆已经对受试人员进行过人格测试，确保他们都精神正常。同时，实验考虑到了不同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的影响，甚至在世界各地不同国家进行过测试，实验结果没有任何的差异。

这些不顾电椅上惨叫、哀求的人，把30个电档全部按完的人，是和你我一样的普通人。

震惊的结果随之而来的就是这样一个疑问：究竟是什么让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其实，有很多“老师”在实验过程中的内心非常痛苦，有人面色惨白，不停地冒汗，但是依旧继续进行实验，而唯一的原因就是穿着白大褂的研究员告诉他们继续进行。

米尔格拉姆得出了他的结论：受试者没法公然违抗自己的上级——穿白大褂的研究员。在权威的命令下，即使成年人也愿意几乎干任何事。

他为了验证他的结论，把实验做了调整：安排了两个研究员发出冲突的指令，“老师”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处置时，本能地遵循他的内心，放弃了电击；或者让研究员坐在电椅上哀求停止，无一例外，“老师们”都直接停止了电击。

这个心理学历史上经典的实验称之为“米尔格拉姆实验”。它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普通人、一个好人，在权威的高压下，也是会作恶的。

虽然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是一个极端的典型。但它和多元无知效应一样，和国家、民族、人种、文化背景其实并无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的普通民众也被认为是纳粹的受害者。

而矛盾的一点是，现代社会的正是因为多层次权威体制赋予社会巨大的优势，遵循医生、老师、律师等不同领域的权威，总体而言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军队这样的组织，服从上级更是第一要求。

但服从并不意味着盲目，“盲目服从”这种机械的做法，也会有许多负面作用，西奥迪尼教授给出了他的应对之道，在面对权威时，我们需要了解：这位权威的资格是否真实有效？以及这个资格是否和眼前的主题相关？

比如一个假扮医生推荐牙膏广告的人，就不值得可信；或是一个医生乱穿马路，你并不能因为他是医生就进行效仿。

上述可能只是生活领域中的一些方法，我觉得启发更大的一点是，即便是在你的专业领域内，盲目权威服从，也容易造成巨大的灾难。

20世纪90年代的韩国民航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彼时的韩国航空公司，空难发生的概率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在研究分析后，发觉这和飞机质量，天气因素，塔台的指挥都没有主要的关联，而是源于韩国的驾驶舱文化。

韩国严格的等级制度及权威文化，要求副机长无条件遵循机长的命令，因此，一旦机长有人为的判断失误时，副机长也无法纠正，配备副机长的重要保险意义就失去了。

因而，一方面，设立平衡权威的系统或机制，可以避免盲目服从权威的现象（韩国航空公司历经多场空难后，也痛定思痛进行改革）。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自身而言，让我自己的大脑转动起来，不断地思考，追求客观的事实，以及多领域不同学科的常识（如人体承受电压的最高限度），也有助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03 体育宗教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名老兵退伍回到巴尔干的家乡，没过多久就不说话了。医生给他做了健康检查，一切正常，医生困惑而又生气，就把他转移到另一座城市，安置到了一家退伍军人医院。

在那里，老兵待了整整30年，从来不曾张口。后来有一天，他病房里的收音机刚好调在了一个转播足球比赛的波段，当时那场比赛又正好是他家乡的球队在跟老对头打。

在比赛的关键点，裁判判罚沉默老兵家乡队的球员犯规，老兵气得从椅子上跳起来，瞪着收音机，30年来头一遭开了口：“你这个蠢蛋！”他大叫道，“你是想让他们赢比赛吗？”

说罢，他又坐回了椅子，重新回到了一贯的沉默当中，再也没开口。

老兵的真实案例，形象地展示出体育运动蕴含着惊人的力量，在世界我们随处可见狂热的体育粉丝，视体育为宗教。

的确，体育可以连接彼此，引导我们更为积极地生活，但它也可以疯狂到让人和敌对球迷的斗殴、甚至输球后杀死运动员和裁判。

很多人也给出很多不同解释这种力量形成的原因。而西奥迪尼认为，其中有一条必不可少的特质：

体育运动和粉丝之间的关系是非常个人化的。我们观看比赛，并不是为了它固有的表现形式或艺术意义，我们是把自我投入了进去。

我们想要自己支持的运动队赢得胜利，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优越性，那我们是想向谁证明呢？当然是向我们自己，也是向其他所有人。倘若我们能用一些哪怕是非常表面的方式（我支持的球队赢了）让自己跟成功联系起来，我们的公共形象也会显得光辉起来。

这就是为什么球队主场获胜以后，粉丝们会投以那么强的崇拜和感激之情。这也是为什么球队主场失利之后，同一批粉丝会马上翻脸不认人，恨不得把球员、教练和官员生吞活剥了。

书中提到对全美大学生橄榄球赛的研究：如果本校队伍在上周六赢了比赛，周一早晨穿校队队服的人就会更多，获胜时比分悬殊越大，穿获胜队队服的人越多，而且会更多地使用“我们”，比如“我们赢了”。

可以说，学生们穿校队队服，不是因为校队打了一场势均力敌、辛苦取胜的比赛，而是因为压倒性的胜利带来了不容否认的优越感。反之，如果球队输了，穿队服的人就会减少，并且使用“他们输了”，刻意和校队保持距离。

我们展示积极的联系，隐藏消极的联系，努力让旁观者觉得我们更高大，更值得喜欢。而体育正是这样一个很好的载体，它会决出胜负，场次多，观看比赛也不用任何门槛。

并且，不仅仅是体育，从更广泛意义上而言，人们也都会有强烈的欲望宣扬自己与成功者的关系，公开吹嘘与其他成功者的关系，沾染反射而来的荣誉光彩；避免暴露自己与失败者的关系，免得遭了霉运。

但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虽说所有人都或多或少想沾染一点荣耀的光彩，但有些人似乎走得太远了些。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人不光是热情的体育迷，也是一些有着隐性人格缺陷的人：自我意识太差。

他们内心深处的个人价值感过低，没办法靠推动或实现自身成就来追求荣誉，只能靠着吹嘘自己与他人成就的关系来找回尊严。

因此，我们也需要避免让自己走得太远，支持的球队赢了比赛固然值得高兴、庆祝。但也要明白，一味和成功者建立关联，并不会让自己也有所成就，脚踏实地地努力奋斗，才是更为实际且有效的途径。

如果仔细看，寻找社会认同、服从权威、建立与成功者的关联，都是我们不假思索的本能选择，这也是《影响力》一书的基石：

我们的大脑，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环境，设计出一套机制，一旦某些特征触发了这个机制，我们便会默认地重复相似的行为，如同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捷径，一个播放键，避免我们大脑进行思考。

美国认知心理学家威廉厄姆在其著作《为什么学生不喜欢上学》中，开篇就指出：大脑不是用来思考的，它的真正作用在于使你避免思考。虽然人类生来就具有好奇心，但是我们不是天生的杰出思想者，除非认知环境符合一定的要求，否则我们会尽可能地避免思考。

从进化角度看，数百万年前，当地壳运动导致东非大裂谷形成，裂谷东边的猿类面对日渐稀疏的树林，被迫走向地面生活，直立行走进而最终演化成人类，这中间，我们的大脑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被迫演化才发展壮大的，并非是主动的选择。

因而，了解到大脑的机制后，不免得出一条普通的不能更普通的结论：

如果想要避免大脑本能地按下播放键，无非就是多思考一点，再多思考一点，让大脑转动起来，这才可能是避免我们走向误区的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