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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净资产不低于1000万元的单位;
2、金融资产不低于300万元或者最近三年个人年均收入不低于50万元的个人。(前款所称金融资产包括银行存款、股票、债券、基金份额、资产管理计划、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计划、保险产品、期货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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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刘翔退役,当时有这样一条评价受到大家的热烈转发:
他,一共参加48次世界大赛,36次冠军,6次亚军,3次季军,1次跑平世界纪录,1次打破世界纪录,5次打破亚洲纪录,3次打破亚运会纪录。然而当年,很多人却只记得他退赛两次。
如果把时光倒回到2012年的8月,刘翔单腿跳完伦敦奥运会的110米后,各路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各式抨击,乃至叫骂声不绝于耳。
刘翔作为创造中国田径历史的人,落得如此“下场”,当时遭受身体伤病的同时,还要蒙受巨大的心理压力。即便是现在,提及他,我们脑中的第一印象可能依然还是两届奥运会的两次退赛。
是我们社会对于失败的不够容忍,不愿意承认英雄落幕吗?
01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心理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其实早已给出了答案,“不是”,他在其名作《思考,快与慢》中记录了一组有意思的实验:
实验组织者简要地向参与人员描述了简的一生(简是虚构出来的人物):简从未结婚生子,一场车祸让她丧命,但死的时候并不痛苦。
对于简的故事有这么一个版本:她一生都非常幸福(这种幸福持续了60年),她将工作视为享受,喜爱度假,花了很多时间与朋友聚会,培养自己的爱好。
在故事的第二个版本中,简的寿命被延长了5年,她于65岁逝世。她生命的最后5年很快乐,但不及从前那样快乐。
每位受试者在读过其中一份为简设计好的“传记”以后,都需要回答两个问题,“纵观简的一生,你认为她的人生有多圆满”以及“你认为简的一生经历了多大的幸福或不幸”。
研究结果显示,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者,都认为第一版本的简更为幸福,增加了5年还算幸福的日子反而会使生命总体幸福度的评估大大降低。
这种判断模式似乎极为荒谬,增加了5年还算快乐的生活会使整个生命更加“糟糕”,但各种版本的类似实验都证实了这种判断模式。在评估一个人或一件事时,高潮和结尾很重要,过程通常会被忽略。
卡尼曼将此定义为峰终定律(peak-end rule)和过程忽视(duration neglect)。
刘翔21岁即拿了奥运冠军,22岁破了世界纪录,高潮澎湃,光芒绽放,给了人们极为深刻的印象及希冀。因而相称之下,作为运动员非常正常的伤病结局,在他的人生中,就显得极为落寞。
无论开头的那段精彩评价重复多少次,观众依然不会记得其他30多次的冠军,仍然只会记得他奥运会获奖和退赛的那几个镜头。说起来很不公平,但也正是我们的思维模式所带来的结果。
同样,在我们评估自己的投资决策时,峰终定律在潜移默化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02
我们曾在《宽框架:避开决策中的思维陷阱》一文中提到,人类天生是损失厌恶的,人们在收益状态下更倾向于规避风险,在亏损状态下更倾向于承担风险,所以会选择止盈不止损,从而长期持有亏损的投资品种。
但以下这类情况也同样常见:投资人以100块价格买入一个股票,走势很好,股价达到140块,但遇到了一定的回撤,又掉到了120块。这时候投资人还是有盈利空间的(20%),但他会开始纠结,到底要不要抛呢。
不抛吧,万一剩余20%的盈利空间也跌没了呢;抛了吧,一想到曾经有40%的浮盈,总觉得现在离开,不划算不舒服不甘心,既然已经跌了20块了,那不如放着,股价应该还可以回到140块的。
在这里,因为浮盈,投资人已经不存在所谓的“损失厌恶”了,但是在他的投资决策中,曾经140元的股价变成了一个坐标,一个锚,在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是纯粹的理性人此时决断,应对照120元的股价来分析企业是否高估还是低估了,无论前面的走势如何。
但我们不是理性人,股价高点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此时若让峰终定律主宰我们的大脑,往往会出现不理想的后果。
如果企业基本面出现了问题,股价继续表现低迷,时间越拖越长,投资人觉得我已经在这个股票上“耗”了这么久,时间的沉没成本如此之高,更不愿意抛掉离开,恶性循环,最后甚至亏损。
如果股价企稳,又不断攀升走高,逼近乃至突破了140块高点,持有人觉得错误不能犯第二次错了,选择规避风险,获利了结。这个决策看似欢喜,但其实能够突破新高的股票往往也是好公司,投资人可能因此错失了一只大牛股。
同样的情形在基金投资时也经常出现,人们总是望着基金净值的高点来评估做决策。
止盈不止损反映的是人心底里对损失的厌恶,峰终定律则传达出人们对高峰的喜爱,及恋恋不舍的情结,“我买的这个股票曾经到过XX元”的声音经常可以听到,损失厌恶的参照坐标也从自己的本金起始点转向了高峰点。两者结合于投资中,往往对投资结果产生了负作用。
03
许多人对这套理论可能不置可否,这种模拟的虚构问答是否站得住脚?
卡尼曼为了验证,做了一个心理学历史上堪称经典的实验:
20世纪90年代,做结肠镜的麻醉性药物还没有广泛应用,病人做结肠镜检查时需要忍受较大的痛苦。他安排了154位准备做检查的患者参与实验,让他们每60秒就要说出当前的痛苦程度,0表示“没有任何的疼痛”,10表示“无法忍受的痛苦”。
患者的检查模式大致分成了2类,患者A模式和患者B模式。患者A持续了8分钟,患者B持续了24分钟。
从图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B患者所忍受的总痛苦(阴影面积)要比A患者大得多。
当实验全部结束后,卡尼曼让他们再对结肠镜的痛苦做个回顾评估,调查下来,A患者却认为整个所承受的痛苦要比B患者大得多。因为对于患者A来说,结束时是个非常糟糕的体验,完全没有愉快的记忆,峰终的平均值达到7.5,而B患者虽然时间进行得更长,但峰终的平均值只有4.5。
患者们在检查中做出的评分和检查后回顾的评分是截然相反的。
卡尼曼认为,人类其实分成了“记忆自我”和“体验自我”两个自我,体验自我就是对当下每时每刻的感知,而记忆自我是对体验的存储,但它的本质并没有那么可靠,会“篡改”我们的体验记录,这其中就是峰终定律和过程忽视在作祟。记忆自我强大到让客观忍受的总痛苦更多的B患者的不良记忆更少。
也就是说,人们的决策效用和体验效用之间的差异可以非常之大。
卡尼曼做了另一个经典的冰手实验,结果也如出一辙(不展开赘述了,有兴趣读者可以自行搜索),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固定思维模式的强大,乃至可以“欺骗”我们对痛苦的感知。
那投资决策中,如何避免,或者说尽可能地减少峰终定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呢?
首要的便是明确,我们的投资,我们的财富数字并不会随着我们记忆自我的改变而增加或减少,它客观地存在于那里,如同上图中的阴影指标。
因而在投资前,我们要设定好自己的投资目标和投资预期,设定好一个锚。它可以是一个绝对参考值,比如收益10%,最大回撤不超过10%;也可以是一个相对值,如收益超过沪深300的表现,最大回撤不超过同期指数的最大回撤等。
这样,决策的依据就有了一个明确的坐标,依此建立好一套自己的决策执行(交易)制度,而不是根据投资标的的高峰起起落落,左右摇摆。
其次,任何投资都是基于未来,对未来收益的预期,而非过去和当下。凡是过往,皆为序章,曾经140元的股价,并不代表这个企业未来还会回到这个高峰,而是从基本面出发来判断这个股票未来的的预期收益及空间,现在的120元是高估,低估还是合理。这样,至少涨的时候心理有数,跌的时候心理也有底。
最后,我们在《宽框架》一文中,提出过一个解决方案同样也适用于此。
如果将单个标的的投资决策看做众多决策中的一个,并入到“投资组合”的框架中,对于峰终定律的反应则会大大缓解。
面对组合中股票的决策,从整体的看法出发,售出的是最无可能在未来盈利的股票,而不去考虑它现在是盈利股还是亏损股,亦或是有没有达到之前的高点,这样就可以避免做出对个别投资标的有利,但对整个组合却不利的决策。
设置合理预期及参照,关注未来,采取宽框架的组合视角,也许不能帮助我们投资做得更好,但至少,当我们心里以后苦于对标高峰时,至少能给我们的投资决策带来一点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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