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加勒比海上，位于古巴、牙买加与波多黎各之间，有这样一座独特的岛屿，伊斯帕尼奥拉。不同于前3个岛国——均拥有完整的主岛，伊斯帕尼奥拉岛被分为两半，东边占比近三分之二，为多米尼加共和国；西边小一点，是海地共和国。

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曾经合为单一的殖民地或国家，拥有相同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相同的宗教信仰。多米尼加和海地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的政治治理上也颇为相似：军事叛变频繁，各地军阀用兵自重，非常不稳定。

但两个国家如今却有着迥然不同的境况：多米尼加的人均GDP为9195美元，谈不上富裕，但是海地的人均GDP不足多米尼加的十分之一，仅有719美元，是世界上最为贫穷的10个国家之一。

如果从空中或是卫星图像看两个国家的分界线，这种差异显得更为直观及强烈，东边的多米尼加郁郁葱葱，森林覆盖率28%，有74座国家公园；西边的海地极其荒芜，森林覆盖率只有1%，仅设立了4座国家公园。

图：左为海地，右为多米尼加

本该是双生花的两国却绽放出截然不同的花朵，其中的缘由其实在殖民时期就埋下了种子。

1492年，伊斯帕尼奥拉被哥伦布“发现”，当时岛上约有50万土著，但到了1518年，因为欧洲人带来的天花等疾病，土著的人数锐减至只剩3000人，因为该岛非常适合甘蔗种植，需要大量劳动力，西班牙人只能从非洲输入奴隶。

后来随着西班牙的发展重心转移至美洲大陆以及自身的衰落，法国人在岛的西边建立殖民地，远离西班牙人聚集的岛东。到18世纪末，法国殖民地人口众多，奴隶达70万人，西班牙殖民地只有3万人，西班牙人最后也把岛东让给了法国人。

1804年，法国放弃伊斯帕尼奥拉，岛西的奴隶获得自由，建立海地，在这一时期，海地多次入侵岛东，在1821-1844年，海地还统一了全岛，直到1844年多米尼加获得独立。

如果你在1844年去看两个国家，无论是经济规模，还是人口优势，发展的天平无疑是向海地倾斜的，但是早先埋下的种子正逐步开花发芽。

海地此时虽然更为发达，但是因为主要由前奴隶及其后裔构成，对欧洲白人极为仇视，独立后不欢迎外国移民及投资，对出口贸易也持保守和封闭的态度。

而多米尼加则不同，因为人数较少，于是敞开国门，发放公民权。19世纪，对多米尼加经济贡献最大的都是移民群体，他们可能是犹太人，黎巴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等，多米尼加积极拥抱对外贸易。

因而，对于欧洲人而言，一边是讲着克里奥语（源于法语的一种土语）的非裔人群，仇视外人，一边是讲着西班牙语，欢迎外资的多族裔群体，投资贸易的抉择就变得异常简单，发展的天平渐渐向多米尼加倾斜，直至现在。

类似的情形，在东德与西德，南北朝鲜更为明显，相同的地理及自然环境下，由于不同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或是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价值观的差异，会在社会的成败兴衰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也是跨学科学者贾雷德·戴蒙德研究的方向，因《枪炮、病菌与钢铁》而出名的他，很容易被贴上了“环境（地理）决定论”的标签，被认为一切都是由环境所决定的。但是这并不是他的初衷，自然环境虽然是重要的因素，但他认为，社会及个人的蓬勃兴盛同样依赖于价值观的抉择。

更为重要的是，价值观并非是一成不变，当社会及周遭环境发生重大变革时，先前成功的经验及理念可能会变成一股强烈的阻力，明确核心价值观里，哪些可以坚守，哪些可以放弃，就成了社会/个人需要审视的。

他在其著作《崩溃》及《剧变》中就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展示与讨论。

比欧洲更欧洲

公元9-10世纪，因为农业的技术传播以及航海技术的发展，维京人人口迅速增长，他们不得不离开斯堪的纳维亚，在北大西洋上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掠夺以及移民浪潮。

他们从不列颠的北部开始，先后发现并逐一移民了奥克尼、设得兰、法罗群岛、冰岛及格陵兰，甚至在北美大陆的文兰（现加拿大纽芬兰）定居了10年左右。

图：维京人在北大西洋上的扩张路线

这些岛屿因为高纬度，都面临着相对严酷的自然环境，尤以冰岛和格陵兰岛为甚，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都是一个人口极为稀少的居住地。

但维京人依然扎根了下来，一方面得益于当时气候的相对温和，缓解了自然环境的不利，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即便维京人背井离乡，依然在各方面与斯堪的纳维亚故土及欧洲大陆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随着维京人在欧洲的扩张，丹麦、挪威与瑞典先后放弃原先信仰，改信基督教，各个海外殖民地，无论出于对于宗主国的认可，还是想与欧洲大陆贸易的经济需求，也纷纷跟进，皈依基督，并接受欧洲大陆的主教指派。

信仰的改变也顺利成章，因为如此才能维持与欧洲大陆的贸易往来。冰岛因为火山/地热等原因，土壤非常脆弱，维京人没有经验，照搬之前的做法开垦土地，导致冰岛的土壤迅速侵蚀，到现在森林覆盖率也只有1%。但他们依靠着与欧洲大陆的羊毛贸易及中世纪后的鳕鱼干贸易才得以支撑了下来。

对于更为遥远及寒冷的格陵兰岛，生存条件也最为艰难，他们的动物蛋白来源主要依靠驯鹿以及难以下咽的海豹，长达半年的寒冬使得他们只能呆在屋内，而剩余的半年则就是为冬天做准备，许多因素都可能给格陵兰带来饥荒。

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格陵兰的维京人，在与欧洲大陆的贸易中，他们的主要进口物并非他们最为需要的（如铁质工具），而是以供给教堂的物资及贵族的奢侈品为主。对他们而言，从欧洲人获得贸易物资，更重要的是获得非物质的精神思想，即基督徒和欧洲人的身份。

图：维京人的教堂

其中也与主教的背景有关，总共有九位主教先后被派往格陵兰，这些主教都在欧洲出生、受教育，只是出于国王的派遣才不得不来到格陵兰。因而，他们也全部遵循欧洲的传统。

而作为贸易的交换工具，格陵兰有五样来自极地珍稀动物的商品价值连城：海象牙、海象皮、活的北极熊或北极熊毛皮、独角鲸和活的世界上最大的猎鹰。

为了换取身份的认同，在夏天，格陵兰人不得不去极地狩猎这些动物，其代价非常昂贵：因为陆路的不通，必须开船，一旦船只出发狩猎，就无法做它用，比如去拉布拉多（现加拿大境内）运输木材；农忙需要大量劳动力，而精壮人力却需要去狩猎。

但从格陵兰人的观点来看，这种狩猎除了给猎人们带来无上的荣耀，也使整个维京社会在精神上感到与欧洲紧密相连。可能因为地理上的距离，使得格陵兰人更需要这种“归属感”，他们比欧洲人更像欧洲人。

因而，在殖民地存在的四百多年里，格陵兰人事无巨细地追随着欧洲的风俗礼仪，哪怕其完全不适合格陵兰。这种与欧洲的紧密连接使其撑过了大部分的艰难岁月，但文化束缚也限制了他们对生活方式的改变，最终将他们推上绝路。

在维京人定居格陵兰岛约200年后，起源于白令海峡的因纽特人从阿拉斯加一路进入格陵兰北部。因纽特人有着卓越的极地生活技术，比如猎捕海豹及鲸鱼的高超技术，用海豹皮制作快速皮艇、把动物脂肪作为照明及燃料，垒雪块盖屋子等。原先定居于格陵兰北部的土著多塞人因为因纽特人的到来渐渐消失，因纽特人也扩展南下，最终遇到了在格陵兰南部的维京人。

图：红色曲线为了因纽特人扩张历程

从留下的遗迹和资料来看，维京人与因纽特人仿佛生活在两个星球，两者没有任何交流沟通，更谈不上互相贸易了，记录的两次都是双方之间的惨烈武装冲突。

与此同时，14世纪小冰河期的降临，使得格陵兰的天气变得更为恶劣，导致产出的作物锐减，与挪威的贸易也逐步减少（因为海面冰封时间变长，挪威遭遇黑死病等各方面原因），维京人的生存处境愈发艰难。

但作为欧洲人、基督教徒，他们始终将因纽特人视为蛮夷，看不起他们，充满敌意，更谈不上学习他们适合格陵兰环境的捕猎及生活方式了，首领维护自己的威权也不希望有任何创新，维持保守的理念，拒绝变革。

最后，随着小冰河期的愈演愈烈，格陵兰的维京人大约在15世纪初，也就是定居的400多年后消失了，没有人知道最后一个维京人是哪一年以什么样的方式倒下的。300年后，丹麦人重新来到了格陵兰，发现的只有因纽特人。

值得一提的是，18世纪的丹麦人，迅速向因纽特人学习，掌握了皮艇的制作及滑行技术，逐步演变成了现代皮艇，还成为了奥运会比赛项目。20世纪初，挪威人阿蒙森潜心向因纽特人学习了2年的极地生存技能，最后成为抵达南极极点的第一人。

如果当初的维京先人，没有固守他们的传统价值观，做出改变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比英国更英国

1788年，一批来自英国的殖民者，搭乘由11艘船组成的舰队，抵达澳大利亚。英国政府并不认为澳大利亚是个宜居的地方，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当时英国面临囚犯过多，无处安放的问题。

不久，没有犯罪记录的英国自由移民也开始来到澳大利亚，虽然陆续有德国人、中国人、印度人移民，但澳大利亚的英裔出于身份认同的原因，通过种种政策，保持了以英裔白人为主导的人口结构。

而后澳大利亚获得自治权，澳大利亚仍然承认英国君主为本国元首，英国保留了一项重要权力——对外交事务的控制权，以及对澳大利亚的军事援助。

1901年，澳大利亚通过了严格的《移民控制法》，禁止黑人、亚洲人等非白人移民，政府官员极为露骨的种族主义甚至遭到英国殖民大臣的反对。

这种对于宗主国英国的认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强化。与一战本身风马牛不相及的澳大利亚，在英国对德宣战的第一时间，就毫不迟疑地跟随，他们派出了40万人，占当时国内可服役男性的一半以上，与新西兰组成澳新军团。

澳新军团跨越半个地球，抵达法国和中东地区，其中20万人最终非死即伤，主要伤亡主要来源于1915年4月25日在土耳其的加利波利登陆战（主要伤亡原因为英军将领指导力不足）。

4月25日，最终被澳大利亚定为“澳新军团日”，以纪念这些阵亡的士兵，时至今日，这都是澳大利亚最富有感情色彩的国家节日，超过他们的国庆节。

图：2008年的澳新军团纪念日

旁人觉得很奇怪，在历史上的这一天，澳大利亚的年轻男性被屠杀，被英军将领背弃，他们跨越大半个地球到一个半岛上，和土耳其人打了一场跟自己国家的利益毫无关系的仗，澳大利亚人为何还要庆祝这一天？

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比在加利波利半岛上牺牲的年轻的澳大利亚士兵，更能说明澳大利亚人曾经甘愿为自己的母国英国赴汤蹈火的心情。加利波利一役中的巨大牺牲体现了澳大利亚人的国家自豪感，代表了澳大利亚人公开认同自己作为忠诚的英国子民的身份和对母国的深厚情感。

一战结束后的5年，大英帝国成员会议上，英国允许其自治领命名自己的外交使臣，加拿大、爱尔兰、南非都及时任命了自己的外交官，但澳大利亚却没这么做，因为他们对脱离英国没有兴趣。

最大城市悉尼的街景与伦敦一模一样，悉尼也有海德公园、国王十字车站和牛津街，人们吃的也是传统的英式食物。

如果说，定居格陵兰岛的维京人比欧洲人更欧洲的话，距英国万里之遥的澳大利亚人比英国更英国。

相同的剧情在二战中再次发生，英国1939年9月对德宣战，时任澳大利亚总理甚至在没有和议会打招呼的情况下迅速对德宣战。澳大利亚再次集结军队，远赴北非和地中海克里特岛参与战斗。

但与一战重要的不同的在于，二战的战火蔓延至了亚洲及太平洋，1941年12月7日，日本对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战。距离日本宣布开战不过三天，日军的炮火便击沉了英国留在新加坡、用于保卫澳大利亚的仅有的两艘主力舰，英联邦10万军队被俘。

1942年2月19日，在没有英国舰队保护澳大利亚的情况下，日本航空母舰开始对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市开火。这是日军对澳大利亚发动的第一次空袭，随后日军又对澳大利亚发动了60多次空袭。

在澳大利亚人的眼中，新加坡基地的陷落不仅是一个冲击或一场令人胆战的军事挫败，而且意味着母国英国对澳大利亚的背弃。此前英国已再三保证新加坡基地坚不可摧，英军从新加坡失败或是撤离，对澳大利亚来说将是一场“不可原谅的背叛”。

因而，二战给澳大利亚留下了两大教训。第一个教训是，英国并无保护澳大利亚的实力；第二个教训是，它使澳大利亚意识到近在眼前的、来自亚洲地区的威胁。

整个二战期间，被日军俘虏的22000多名澳大利亚士兵在战俘营中遭受了极其残忍的对待，有36%的澳大利亚被俘士兵因此身亡。

此后，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日渐淡化，同时淡化的还有澳大利亚人作为“忠诚的英国子民”这一自我身份认同。

从移民政策上来看，澳大利亚先是对同样金发碧眼的北欧、波罗的海三国的移民敞开怀抱，随即是来自意大利、希腊等南欧移民，这些虽然依旧是欧洲人，但对英国没有认同。到最后，亚洲移民开始进入澳大利亚，“白澳政策”逐步削弱。

1972年，魏德伦带领工党登上执政舞台的19天内，制定了紧急变革的一系列法案：包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越南撤兵、承认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原由澳大利亚管理），废除英式荣誉体系，最重要的，终结了“白澳政策”。

20世纪80年代，日本，这个曾经的敌人一跃成为它的最大贸易对手。时值今日，在澳大利亚各大名校，亚洲学生比重几乎超过50%。南澳大利亚州的总督已经是一名越南裔移民。这在半个世纪前，完全无法想象。

图：现南澳大利亚州总督——黎文孝

澳大利亚所面对的中心问题始终关乎国家认同和核心价值观：我们是谁？是英国的子民，是英国在太平洋的一个岗哨？还是一个紧邻亚洲地区、与亚洲交往密切的独立国家？

英国实力的下降，以及日本、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实力雄起是澳大利亚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也逼迫他们对身份认同与价值观做出抉择，最终导致白澳政策的瓦解，当然这种转变依旧在进行中，时有反复，英澳两国也保持着重要的象征关系。但至少，他们没有再走格陵兰维京人的老路了。

结语

10世纪的格陵兰和澳大利亚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的发展都起因于宗主国或母国的人口增长导致资源紧张，从而不得不向外海外拓展。维京人在北大西洋扬帆，英国人凭借着自己的实力来到遥远的南太平洋。

它们均与母国保持着紧密的贸易往来，与母国也都保持着同样的身份认同，格陵兰的维京人信仰改变的跟随，澳大利亚人移民政策的严控，无不是维持着这种认同。这种价值观也帮助他们存活、扎根、繁荣。

最后呈现的奇特现象就是，格陵兰人比欧洲更欧洲，澳大利亚人比英国更英国。格陵兰人为此不得花费本应忙于农作的大量人力与精力去捕猎，以换取身份的认同，并视为荣耀；澳大利亚人也倾举国之力跨越半个地球，去打一场和自己毫不相关的战争，纪念日也成了国家最重要的节日。

但是外部的自然及社会环境是会变化的。格陵兰人面临着气候转变与因纽特人的“入侵”，澳大利亚面对着身旁亚洲邻居们的崛起。

母国/宗主国的实力在此时也在下降，挪威在小冰河初期黑死病爆发，减少了近一半人口，英国的综合实力被美国超过以后，又面临着德国、日本的严峻挑战。它们自顾不暇的同时，对边远的殖民地更是鞭长莫及。

然而，在这样外部环境的变化下，维京人固守着欧洲人的身份，不肯改变，不去向近在咫尺的因纽特人学习；澳大利亚人做出了他们的抉择，慢慢褪去英国子民的称号，逐渐向自己的亚洲邻居张开怀抱。

国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代表的是这个国家或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过去形成的价值观也许依然适用于当前的时代，也有可能在今天变得不合时宜。

尤其在不断改变的环境下，如何抉择就成了国家/社会需要做出的痛苦思考，无论是海地和多米尼加，维京人的格陵兰，还是澳大利亚人，都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历史模板。

同时，国家/社会也都是由我们一个个人所组成，戴蒙德借鉴心理学中个人危机的模型来探讨国家与社会，得到的结论，反过来对于个人同样有着极强的借鉴意义。

在人生旅程中，面对着不断的变化与挑战，在一个个十字路口前，我们也需要常常审慎反思自己的价值观，做出人生的抉择，好在戴蒙德为我们点亮了一盏指路明灯。

1.《崩溃》，贾雷德·戴蒙德

2.《剧变》，贾雷德·戴蒙德

文中图片来源于互联网